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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阴荏苒，转眼过去三年，现在是天佑七年的初春时分。

天佑新政开始至今，已经有整整六个年头了。在这五年里，皇权空前强大，朝廷效率奇高，对百姓的骚扰盘剥也降到了史上最低点。

背负在百姓身上的负担一旦降低，困扰三国良久的流民问题便在秦国不药而愈了，六年间大量流民基本还归田园，户口迅速繁息。根据天佑六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，全国人口从昭武末年的五百万户、两千五百万口、五百余万壮丁，激增到目前的近一千万户，五千万口、近一千五百万壮丁。

之所以在短短七八年时间，人口数实现爆炸性的增长，一是因为在天佑以前，朝廷施行按丁亩征税，所以隐匿户口数的情况异常严重。尤其是‘十六到四十岁’之间的成年男子，更是被大幅度隐瞒，所以才出现了一户一丁的笑话。

二是因为政策放松、负担减轻，大量流民的回归。这两项便是造成在册人口短期激增的主要原因。至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、朝廷鼓励生育等长期因素，因为时日尚短，暂未有多大影响。

但无论如何，人口的增长为国家带来了空前强大的劳动力。五年间全国累计新开垦土地一百三十余万顷，使全国的在册耕地面积达到四百万顷；朝廷又投入巨资兴修水库、水渠等大小水利工程七十七处，使全国可灌溉耕地面积达二百万顷。

此时全国耕地四成种稻，六成种麦。一亩上田可收稻两石四斗，折米一石二斗，中田折米一亩一石，下田折米一亩八斗，一年两熟或三熟。麦粟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，平均亩产两石，折面也是一石。换言之，全国粮食平均亩产一石，一年可收两石半。

全国四百万顷耕地，便是四万万亩，到天佑六年的粮食总产达到了十亿石。即便朝廷轻徭薄赋，仅仅‘二十税一’，在今年的税收也可达到五千万石。虽然因为产量暴增，导致粮价连年下跌，但折成税银也可达到四千万两左右。

仅粮税一项，便达到了昭武年间的两倍之多。再加上每年一千五百万两的丁税，更是达到了恐怖的五千五百万两，已经超过了齐楚两国综合。

据《大秦帝国食货志》记载，从天佑三年开始，大秦各地的仓廪中堆满了粮食。因为产量激增，常平仓容量不足，从天佑三年到天佑六年的三年间，全国新增粮仓五千余座，贮藏粮食十几亿石。这还是因为武成王实施特别计划，将大量的陈粮向齐楚两国倾销，否则真会出现‘陈陈相因、腐朽不可食用’的巨大浪费。

大史学家范仲淹当时正是垂髫之年，他在著述中回忆当时的胜景称‘天佑年间、政通人和；国库充盈、百姓富足；路无冻死、家有余财；仓廪即足、货殖兴焉！’并不无感情的称之为‘天佑之治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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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文正公的‘仓廪即足、货殖兴焉’，十分贴切的说明了当时的工商业繁荣。随着老百姓能普遍吃饱肚子，中上之家更是手有余财，人们对生活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，希望穿的好些、吃的精些；用的舒服些、住的气派些，于是交通天下之货、满足人们需求的工商业便蓬勃发展起来。

再加上朝廷大加鼓励工商，不仅从法律上明确‘士农工商、一律平等’的规定，而且兴修道路、拓宽运河，为南北商旅提供交通便利。还取消了原本林立的税卡，严禁歧视商人、不准向商人重复征税……尤其是天佑四年，朝廷对禁而不止的私设税卡施以严惩，两个月时间一千多颗人头落地、七千多官眷遭到流放，极为有力的震慑了朝野上下，使盘剥、难为商人的行为大大收敛，给了大秦商贾前所未有的黄金机遇。

一时间，有志于工商的百姓激增，仅天佑六年一年，向华夏票号申请低息贷款的人数，便达到三万余人，数额更是达近千万两之巨。

兴盛的商业带来同样可观的税收。天佑新政对工商业采取‘十一税’，天佑二年新政初行时，所收工商税款的总数是七百万两；天佑三年便提升到了一千一百万两，到天佑四年更达到了一千八百万两，天佑五年终于突破两千万大关，天佑六年更是达到了两千五百万两的高度……已经超过了昭武年间的税收总额。可谓是一年一个台阶、每年都有显著的增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