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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眘当政这么多年,第一件不如意事,就是北伐大业毫无起色,第二件不如意事,就是面对铜钱问题束手无策,反正什么法子都想了,设立铜钱隔离区,颁布严刑峻法禁止销熔铜钱走私铜钱出国,可以说各种严防死守的法子都试了一个遍,还是收效甚微。

和金国斗,败了！大量铜钱流失到了金国。

和大宋的不法分子斗,也从来没有赢过,大量铜钱不是被销熔,就是走私到了日本、高丽、安南、占城和真蜡。

赵眘是一个对于财务相当敏感的皇帝,在理财方面有着与生俱来的天赋。既然在铜钱上外有强敌内有奸民,赵眘最后的选择就是不再硬扛,每年就是象征性地铸造一点铜钱——十五万贯,连神宗朝的三十分之一都不到,而且还不保证质量。赵眘表示十五万贯咱大宋亏得起,所谓题内损失题外补,会子固然亏了,但发行会子可是朝廷圈钱的好手段,相比起来,铜钱上那点损失压根就算不了什么。

不过,会子好是好,但发行会子以来,物价一涨再涨,危害也是明摆着的,有时候想一想,就觉得好像头上悬了一把剑,随时都会掉下来,所以每每会为会子睡不着觉。

要能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,当然是求之不得。也许改革币制确实是势在必行,但骤然废除铜钱,赵眘凭着政治直觉,就觉得事情不能这样干。

赵惇也是急于表现,这才显出激进的一面。葛邲则潜意识中心向赵惇,同时也深知铜钱之弊,加上这一阵因为铜料可以换到特区的紧俏指标,因而铜钱之弊更加甚嚣尘上,故而葛邲情急之下,便有釜底抽薪废除铜钱一说。

留正保守,周必大算是支持但却是一个缓行派,王蔺在一旁作打酱油状。

很显然,改革币制牵一发而动全身,而且在场者也提不出一套具体可行的方案。赵眘摇摇头,虽觉周必大之言甚合自己心意,但最后也不过是祭出拖字诀,老成谋国是不错,不过在干才上就稍逊了一些。

不过,说来说去,揭铜钱这个旧伤疤的,罪魁祸首还是茅庚,要不是因为特区需要大量的铜料,铜钱的问题就不会如此凸显,什么“货币战争”、“人民战争”之类的争论也许就不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。

赵眘认为,解铃还须系铃人,不知道茅庚那里有没有好一点的办法。

这一天,赵抦收到了临安来的飞鸽传书。

话说皇祖父对自己关怀备至,要求每天都要通过飞鸽传书简要汇报这边的情况,除了辩雨的天气,应该说,至今为止,这边的信息每天都会通过信鸽传送到皇祖父那里。不过皇祖父倒是很少通过信鸽传来信息。

茅庚看完译稿,思索了一阵,便差人去请茅庚。

茅庚见到皱着眉头的赵抦,心说这位皇孙有遇到什么难题了。

“茅庚啊,铜钱之事,在临安闹得纷纷扬扬,你如何看?”

茅庚此前也读过袁燮的《货币战争》,这里面必定是文元在搅乎,好吧,后来文元又飞鸽传书,说《大宋京报》也卷进论争中来了,这一期登载有“货币人民战争”论述的《大宋京报》还在路上,不过大致的论点茅庚是知道了,靠！伍根毛是谁?文元?韩侂胄?自己的弟子?甚或是赵抦?

“国公明鉴,在《大宋京报》上议论货币战争的伍根毛,那可不是我。”

茅庚赶紧撇清自己。

“茅庚啊,是不是你写的不重要,重要的是,对于铜钱之弊,要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对策。你看,韩大人放开收购铜料,结果呢,不法之徒就销熔铜钱来凑铜料,拿铜料跑到韩大人那里换指标。我不杀伯仁,伯仁因我而死！我们当然不是要别人销熔铜钱,但据说,销熔铜钱之后,铜料都来了特区。这一次铜钱风波,特区有推波助澜之嫌,你又怎能置身事外啊！你知道不知道,连我也受你牵连呢！”

赵抦摆明了是要先给茅庚足够的压力,不过茅庚不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。

“国公啊,朝廷那么多铜场,多产铜料又不是甚么难事,特区所用铜料,多半都是用于官营的营生,若要杜绝销熔铜钱的铜料进入特区,那便由朝廷从铜场专供铜料就行了。”

赵抦闻言,也知茅庚所言不虚,大宋的十一处铜场,其实产铜的潜力还是有的。这十一处铜场是,韶州岑水(在今广东省曲江、翁源县)、潭州浏阳(在今湖南省浏阳县)、信洲铅山(在今江西省铅山县)、饶州德兴(在今江西省德兴县)、建州蔡池(在今福建生建阳县附近)、婺州铜山(在今浙江永康县)、汀州赤水(在今福建省长汀县)、邵武军黄齐(在今福建邵武市附近)、潭州矾山(在今湖南省浏阳县附近)、温州南溪(在今浙江省永嘉县)、池州铜山(在今安徽省铜陵市附近)。

其中韶州岑水从事胆水炼铜的人曾经就多达十余万,所产胆铜数量之大,连官府“已患无本钱可买”。

“可是,铜场也有难处,铸钱用铜须得控制成本,官府收购价格高不上去,铜场无利可图,百姓视铜场坑冶为畏途,铜场炼铜者业已寥寥无几,产量一降再降,如今连铸造铜钱都不敷使用,只怕难以供应特区如此急速增长的用铜。”

赵抦说的也是实情。

岑水铜场北宋时曾年产八十万斤铜料,如今所产铜料还不到过去的十分之一,岑水铜场无复当年之盛况。赵抦也知,这也是皇祖父故意限产所致,但二十几年的限产措施下来,要恢复产能固然不易,其中还牵涉到一个价格问题,收购价格那么低,矿民无利可图,上产能更是难上加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