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时李经方也正持此种想法，屡次与其父密议，故时有“李公子胆子比天大”之说法。李家后人中至今有人认为，李经方当时的确是想“单干”的。然而老爸的胆小如鼠太令他失望了，而凭他的“底气”他又无法自行其是。总之，李经方再次在老爸面前碰了壁，从此不仅对仕途，而且对整个晚清政治都失去了信心，闷声不响地退回了自己的书斋。

其父去京城之后，把他作为一个重要的棋子留在上海，专门会晤俄国专使，因李鸿章还没有放弃对俄国人的希望，希望“老毛子”能像帮助中国收回辽宁一样，在此万事不堪之秋，再帮兄弟一把。李经方就是其父的代表。北方太乱，人多眼杂，留在上海，多一个谈判的分会场。李经方曾建议俄国专使重贿李莲英，促使慈禧早日返京，但遭到俄方的拒绝。此后的李经方，没有像在马关议和时那样起劲、用心了，任老爸以一当十一地与敌周旋。庚子之后，他参加了盛宣怀与英国人马凯关于通商条约的谈判，参加了一段安徽及沪宁铁路的筹建事宜。

1907年再回到他的老行当，当了一任出使英国大臣。辛亥革命爆发后，他的仕宦生涯就与大清王朝一起寿终正寝了。

综观李家这位长公子，因其父而得官，又因其父而不得施展抱负，只充当了老爸的办事工具而已，始终是个气不顺的悲剧人物。但要说其老爸对他完全不关心，那也不是。马关签约回来之后，全国舆论沸腾，人人声讨李鸿章这个卖国贼，世人妇孺皆知“李二先生是汉奸”，李家父子成了众矢之的。可是卖国的事情还没办完，台湾那边的具体“画押”交接的事还得去跑一趟。

李鸿章受了伤自然无法前去，于是任务落到李经方的头上。李鸿章心想这卖国的事不能再由李家干了，就推说李经方生病了，无法前去，而清廷不依。光绪皇帝别的事情粘粘糊糊，这件事情却坚决果断:“李鸿章不得推脱!”一句话，李家父子不想卖给清廷也得卖给清廷了!

其老爸为大清王朝忠心耿耿，直到辛丑和约签订后累得吐血而死，终于迎来了两宫皇太后的胜利“回銮”，而他李经方不肯这么做。他后来似乎更清醒地看清了天下大势，明白清王朝“气数”已尽，所以辛亥后张勋复辟时，许多清廷旧僚都去附和，而他不屑于去凑热闹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之后，末代皇帝溥仪在日本人挟持下当上“满洲国”的皇帝，他也不去朝拜。民国初年他在上海当寓公，不食周粟；革命军北伐胜利后，他就被他那捣蛋儿子李国烋给逼到大连去了。虽住在大连日本租界内，仍保持了晚节。

死的那年是1934年，刚过了八十大寿。寿庆时从全国各地前去祝寿的亲友有上百人，热热闹闹地大摆筵席，还拍了纪录片电影。可是大家刚刚返回家里不久，就又接到了他的讣告，于是再赶过去参加他的葬礼……

李经方一生经历了清王朝外交事务中的那么多的重要事情———马关条约、中俄密约、随父出使欧洲……想必应有日记或是私人的档案，可惜现在无法找到。

据李经方的孙子李家骁先生讲，“文革”中造反派从他家抄走了很多东西，包括《文忠公信札》，那是一大宗李鸿章给李经方的亲笔信。信中除了关照他处理一些大家族的事情，如李凤章去世后，家中闹财产纠纷，姨太太告状告到李鸿章这儿来。别人都不愿插手，李鸿章只好叫李经方去安徽处理。还有乡下的义庄和田地的事情，李鸿章也关照大儿子去查验。更多的信则是通报情况，有清廷各方面的人事动态，也有与各国使节或洋行打交道中的问题，也有分析局势的，政治、经济、外交，无不推心置腹，毫无避讳，这正说明了李经方在其父心目中的作用。

可是“文革”后落实政策，发还抄家物资的时候，并没有如数发还李家。现在收藏李经方手迹最多的地方，大概是上海档案馆，有一百多封信。

李经方对中国妇女还有一大功绩——主张放脚！虽然没有大获成功，但是他说动了父亲李鸿章，在李鸿章的默许之下，李家成为当时女人放脚的为数不多的官僚家族。